2018年5月，在内蒙古一个叫向阳峪的村子，村民刘大成流转了1万3千多亩地种高粱。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片地是被除草剂污染的耕地，长出的高粱苗大片大片地枯死，如此下去，就会赔得精光，全家都得被推上绝境。刘大成辗转找到了熟悉土壤生态管理的党永富代表，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理，耕地恢复了健康，高粱长势良好，挽回经济损失400多万元。

党永富代表痴迷于寻找土壤污染防治技术30多年，在解决除草剂残留污染、重金属污染、农业氮排放控制、土壤酸化板结与盐碱化平衡等方面都研发出成熟可靠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从2005年开始，利用自己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党永富代表累计治理了被除草剂污染的农田2000多万亩。从担任乡人大代表到县、市、省人大代表，一直到2018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无论担任哪一级人大代表，他都积极履职，为保护土壤、治理土壤鼓与呼。

2019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党永富代表在“代表通道”接受记者采访时，专门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一件事还引起他深深的思考——刘大成幸运地挽回了损失，全国还存在很多类似的事件。如果出现因土壤污染造成了实际损害，如何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这种损害有没有权威的司法鉴定呢？

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党永富代表认为，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工业粗放化和农业高度集约化发展，我国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土壤环境质量堪忧，总体呈现污染类型增多、污染面积扩大、治理难度加大的趋势。严峻的土壤环境形势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的高度关注，陆续采取积极措施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并在制定法规标准、修复技术研发和试点工程等方面取得有效进展。但是，与土壤污染防治和修复工作息息相关的司法鉴定工作，在实践中普遍存在鉴定标准不统一、鉴定主体不规范、反复鉴定等问题。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并没有将环境污染司法鉴定制度涵盖进去。我国当前缺乏关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的专门性法律，即使在环境保护法等基本法中有所规定，也多是一些原则性和宣示性内容。其他一些涉及司法鉴定问题的具体规定散见于环境、渔业、水域农业等部门规章文件中。当出现污染损害的证据及损失难以认定、计算的情形时，一些依据部门规章、文件规定所做出的鉴定意见，不能有效承接上位法中的法律责任规定，效力不足，以至于容易出现“立案难、定损难、责任认定难”的问题，导致环境损害诉讼周期过长，司法资源被大量浪费。

党永富代表认为，完善土壤污染损害司法鉴定，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是健全我国环境责任法律体系的需要，也是解决土壤污染损害突出问题的需要。而且，推进这一工作已具备了法律基础、司法实践基础，国外也有成功的立法案例和先进经验可供借鉴。

于是，党永富代表在当年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土壤污染损害司法鉴定的建议》，从扩大土壤污染损害鉴定机构的数量、制定统一性土壤污染损害司法鉴定标准、构建“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二元制约模式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考虑。

此建议得到司法部等部门单位的高度重视，交办后，有关办理单位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调研，认真听取党永富代表关于办理方案的意见建议。司法部等办理单位表示，在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等专业人员，在帮助法官解决专门性问题、加强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将认真研究党永富代表提出的“专家辅助人——专家陪审员”二元制约模式制度的建议。生态环境部针对案情简单且涉及金额较小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正在组织研究快速鉴定评估工作方法。司法部将加强司法鉴定制度与证据规则、诉讼制度的衔接，推动健全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为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最重要的一部法律，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年1月1日开始施行，第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开展执法检查。作为“土”专家的党永富代表参加了这次执法检查。他认为，对刚施行一年的法律开展执法检查，充分彰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的殷殷叮嘱，深深地印在党永富代表的心中。他说，确保粮食安全，就要保护土壤，确保土壤健康。通过参加执法检查，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从根本上治理好土壤污染，要走“法律+科技”的路子。一方面，要健全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让这项工作有法可依，让法律条文更具体、更有针对性，能切实解决问题，同时还要加大对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营造知法用法、爱护土壤、维护农民权益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减少、预防和治理污染，加大经济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构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稿件来源：《我当代表为人民——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故事》一书

监制丨杨鸿光、谢婷、吴昊

策划、统筹丨孙娜、田文昕、李佳

脚本丨康力

后期丨陈宇晴

配音丨郑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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