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长期工作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牧区的一线科研，30多年围绕西藏牦牛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和技术攻关，在牦牛学科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为西藏的“三农”发展、推动脱贫攻坚和农牧民增收辛勤工作献计献策，为西藏牦牛研究走向全国和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这些年没做别的，只研究了关于牦牛的那些事儿，别的事儿也别问我，我不太懂。”科技日报记者第一次见到姬秋梅时，就被这位爽朗直率的藏族女专家吸引住了。

姬秋梅从23岁起就开始从事有关牦牛的科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走过了31个春秋。如今，她已经是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党委书记、西藏牦牛产业技术首席专家。那个曾经风华正茂的小姑娘眼角爬上了皱纹，皮肤因长期野外的科研工作而被染上了麦色。采集数据期间，她被牦牛顶伤过很多次，却在采访中一笑而过，并不在意。

多年的坚守让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带领团队明确了西藏牦牛遗传多样性，选育牦牛良种4000余头；突破多项牦牛生产关键技术，让当地农牧民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研发了牦牛胚胎移植技术，建立了一整套牦牛胚胎生产技术。她的家里，摆放着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章等众多成果的见证。

“努力把不喜欢的事变成喜欢的事”

牦牛，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驯化程度低，远不如其他牛种温顺。“我长在牧区，母亲家就是牧民，家里也养了很多牦牛，牧民生活的艰辛从小就深有体会。”姬秋梅坦言，当时高考报志愿，并没有报考农牧专业，年轻的心总是会向着外面更广阔的天地。但经过志愿调剂之后，她的人生与此有了交集。

图注：青藏高原上的牦牛群

1988年，姬秋梅从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牧医系毕业，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从事牦牛相关研究工作。

“当时也有更好的选择，但在我们那个时代，首先想到的是努力把自己不喜欢的事变成喜欢的事。”

逼迫自己喜欢牦牛的姬秋梅刚参加工作时，面临着“一穷二白”的窘境。

图注：姬秋梅（左二）正在审核牦牛的测定数据

“那时单位里没有团队研究牦牛，资金和相关科研设备也很短缺。”姬秋梅回忆，每逢野外采集数据时，她不仅要背着仪器，还要背着被子、餐具，白天跟着当地牧工寻找牦牛的踪迹，晚上就找落脚点，吃些干粮席地而睡。

其实，这些在姬秋梅的眼里都不算什么。“清风微拂，月光流金，夜里的草原很美。”

最让她苦恼的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4000米以上的海拔高度，在这里做实验，温度条件都无法达到；地域偏远，有时候急需某种酶，但因冷链构建远不如内地完善，很多时候厂家都拒绝运送。

姬秋梅正在采样

穷则变，变则通。实验温度达不到，姬秋梅就苦思冥想优化实验方案；实验材料运送不及时，她就提前规划科研计划。渐渐地，她的身边凝聚起了一支骨干队伍。他们几乎所有人都被牦牛顶撞过，有的同事脚指甲都被踩掉了，四肢扭伤、身体撞伤也是常有的事。

在姬秋梅的带领下，团队对牦牛遗传资源和多样性做了普查，研制了牦牛繁殖营养调控技术，使母牦牛繁殖率提高10%以上；参与建设了西藏首个省部共建青稞和牦牛种质资源与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建立了牦牛选育基地5个，规模约达2万头，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区牦牛生产的良种基地。

“我是牧民的孩子”

2002年，姬秋梅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一些单位向这位藏族女博士递来了橄榄枝。

姬秋梅不为所动。“你也许不知道，牦牛对于牧民意味着什么。”

牧民的衣食住行、甚至烧耕都离不开牦牛，喝牦牛奶、吃牦牛肉、烧牦牛粪，毛又可以用来做帐篷，在野外又是最实用的交通工具。西藏地区近60%的肉是靠牦牛提供，这里人们常用的酥油也有近40%产自牦牛。“对于贫困的人家来说，牦牛是生计，更是命。”

姬秋梅总说：“我是牧民的孩子，我的一生所学也要回馈给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在选育了品种优良的牦牛之后，她又开始创建适合西藏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牦牛育肥模式和技术，并手把手地教牧民怎么养。

图注：姬秋梅（左三）及团队在澳大利亚学习

2015年，她担任西藏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带领学会成员，以“科技走村入户”“科普入社区”等形式，连续多年在高海拔区域、科技示范基地、牧民社区开展科普活动，累计培训基层技术人员和农牧民5万余人次，科技咨询服务100余场。仅牦牛育肥一项就使得示范区农牧民每年实现增收1000多万元。

每当她去牧民家里了解情况时，牧民总是拿出最好的牦牛肉“款待”，走时也常拉着她的手，殷切地问何时再来。

“我们最开始定的目标，就是研发实实在在能够让农牧民增收的技术。他们不仅是服务对象，更是我们的亲人。”用心，更用情，姬秋梅一直走在农牧科研的路上，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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